20世纪文学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作家的愤世嫉俗一方面要求他们拒绝为英雄主义唱赞歌，另一方面却又厌弃日常生活的刻板与平庸，竭力要冲破现存体制的罗网，既不安于现实生活，同时也否定了英雄主义的冲动，其结果只能是做个人主义式的逃避，于是这便形成了一道20世纪文学自我放逐的独特风景。
美国文学史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甚至产生不出具有个性的人，艺术家们在逃避社会上的千篇一律的时候，很可能采取千篇一律的逃避途径并按照自己小集团的常规办事，甚至他们的反常举止也属于固定的类型，甚至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患的精神病也都合乎既定的模式。”逃避的途径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逃进内心世界，把自己封闭在艺术体验当中，如卡夫卡；第二种是离群索居，回归自然与简单生活，他们大多是诗人，如顾城；第三种是抛弃中产阶级的安稳舒适，浪迹天涯，但最后仍不免对世界感到厌倦，如海明威。
无论是对现代文明异化过程的反抗，还是对政治乌托邦所产生的幻灭，抑或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背逆，所有那些反英雄、反体制的个人主义式的逃避者，那些试图在自己周围创造一个真空的理想者，最终会发现他们所追求到的竟是他们所不堪承受的：孤独、疯狂与毁灭。也许这就是少数开拓者为探寻新生活替大多数现代人所付出的必不可少的代价吧。
然而个人主义者自我流放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们是被流放于社会本身之外，流放于他们真正能从中汲取共同信念之力量的任何社会之外，人类社会必然会有缺点，个人必须参与其中，才能为改进社会尽一份力。在这个充满了解构主义符号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文学除了怀疑与反叛之外，是否也应为建构一个新时代而焕发激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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